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 | 人类学家眼中的“原生态”困局

原创罗钰小象君 Elefam 2021-10-13

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5）

—— 人类学家眼中的“原生态”困局

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一直在鼓励和强调“跨学科思维”的重要性。先前讨论中，同学们分别思考了问题导向（Problem Orientation）、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和决策机制（Decision Process）三个角度，而本周我们主要关注的话题是：个体的立足点（Standpoint）。

苏珊•克拉克教授在Policy Process一书中告诉我们：保护工作中，时刻都涉及各种策略过程。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若要真正理解各方诉求，帮助大家达成共识，找到最佳策略，就需要这样一个立足点独特的“策略导向专员”（Policy-oriented Professional）：“在决策过程中，同时作为一名自然保护参与者和一位人类学层面的观察者，从而获得必要的的知识和观点”。

没错，提起 “跨界”就不得不提到人类学家，他们擅长“浸入式”研究，出家的道士（施舟人）、墨西哥印第安巫师（Don Juan）、T台上的模特（Ashley Mears）...... 正如梁文道所说：“人类学家讲究进入田野，要想方设法混进研究物件之中，学当地人的语言，穿他们的衣服，吃他们的食物，甚至用当地人的脑子去思考去感觉...... 人类学原是盛产变节者的学科”（《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本周的分享嘉宾罗钰博士多年“潜伏”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于她的田野经历，向我们讲述了“自然与文化的政治”。以下内容根据7月29日社会与自然资源学习小组第六次线上分享笔记整理。

罗钰的原生态研究：一场文化寻根

贵州人罗钰，拥有一半的布依族血统，表面上你很难从这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女孩身上读到任何“异族特色”，甚至她本人也一度不甚了解。然而有些写在基因中的力量是神秘而强大的。

北大经济学本科，耶鲁人类学博士，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她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所着迷，将贵州布依族村寨的研究作为博士课题，自称这是一场文化寻根。

图：布依族村民帮罗钰博士穿布依族传统服饰

她向大家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以来，贵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徒步者/露营者，这一片山野承载了居于城市的人们对于荒野、田园牧歌般原始纯净生活方式的浪漫想象。然而故事的另一面，喀斯特地貌同样意味着山高路险、生活不便、石漠化问题使得作物种植困难。这些“原生态”，原是身处其中的居民正在极力摆脱的困境。当地人在自我“顺应自然”的挣扎和外部人“浪漫化自然”的想象中来回摇摆。罗钰说：“我突然发现，‘自然’在我研究的语境下成为了一种商品，亦或是原住民满足大家对于淳朴生活向往的方式。这就是少数民族在市场化的国家进程下的‘原生态困局’。”

喀斯特式贫困：

喀斯特地貌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等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大量地表水被岩石吸收，大片的土壤被流水侵蚀，余下的是岩石遍布的大地。这意味着，居住在西南喀斯特峡谷地区的人们，与石林、峰丛、峰林、溶洞、天坑等壮美景象为伴，也一直面临“上山缺水、下山缺地、生活在半山腰缺水又缺地的窘境”。所以，喀斯特地貌在中国往往与“环境恶劣“、”极度贫困“挂钩。

图：紫鹊界梯田，人们在壮丽景色中艰难觅得一亩薄田

来源：星球研究所（柳勇摄）

图：面对严重缺水缺土的环境，当地人只能靠水柜攒雨水供人畜饮用，在石头缝间“抠”庄稼

来源：新华社

观念的困局——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化

人类究竟是自然的产物还是文化的产物？在社会科学中，很早以来就有“Nature vs Nurture”的辩题——我们作为人的属性特点到底是基因决定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比如，我们的生理性别被认为是自然赋予的，而对于社会性别的理解则是受文化影响的；我们的肤色是与生俱来的，而种族之间的有色眼镜是从文化中习得的。实际上，这些后天习得的认知，具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民族渊源，人类既有生物性也有社会性，在任何关于人的思考中，都不妨首先想想：这个观点从何而来、为何如此。

什么是文化？根据美国人类学家Kroeber和Kluckhohn（1952）的研究，文化大约有164种不同定义，一个广为接受的表述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共同的信仰、价值观、风俗、行为习惯和惯用物件，基于此，社会成员在后天习得一套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人际交往方式。（The system of shared beliefs, values, customs, behaviors, and artifacts that the members of society use to cope with their world and with one another, and that ar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rough learning）”。

父母和家庭耳濡目染养成的行为习惯是文化的第一层“社会构造”，学校、老师、企业和社会机构传递的价值观是文化的第二层“社会构造”。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在不停地受到文化的塑造，有时未必完全适应，也可能会反抗和改变。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们传承着文化，也在创造着文化。

人与自然是怎样的关系呢？最早的时候，人们倾向崇拜自然，许多原族部落相信万物皆有灵性，便有了拜山祁雨的祭祀仪式。在中国，传统美学深受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观念的影响，《老子》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价值取向在宋代的艺术创作中达到巅峰。宋朝的山水画常见大片留白，人画的很小，意在表现宇宙之大与人之渺小。

图：江亭望雁图马远

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激增，开始出现了“征服自然”的概念。比如，人本宗教就用万物之主赋予人类的造型来隐喻：人在主宰自然。

在现代环保主义的演化视角下，出现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分化：人类文明的发展被视作一个线性的进程，自然与文化在一条线的两个极端——仿佛人类越是文明，离自然越是遥远。

人们对于“原生态”的迷思就是由此而来。从前，农村是“原始、落后”的代名词，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都市生活的人们在生存压力和环境污染的种种忧患下，对农村的认识逐渐变化：田野乡间的自然和原住居民的民族文化不再落后，反而被捆成一个包裹，贩卖对于淳朴原真生活的浪漫想象。然而，“桃花源”真的存在吗？此中人又是不是真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Cronon曾写道：“我们试图保护那理想中的荒野，那片独立于世，未被人类影响的圣洁之地——然而那只存在于幻想之境，因为自然本就处处相连”。

方法的困局——“知识”从不中立

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写道：“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实际上，知识涉及到不同的角色、社会背景和文化。很多时候，我们把科学家、决策者的“专业知识”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这绝对正确吗？让我们共同通过以下自然保护工作中的几个步骤仔细想想：

背景调研

当我们翻阅历史资料、州记县志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历史由谁书写？以记录贵州少数民族风俗的《苗蛮图》为例，关于六洞夷人的描述中有“男亦知书识字，丧奠之礼悉与汉同”的表述。显然这是一份服务于当权者的典籍，是加工过的知识。很多时候，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而普世价值上往往认为口述历史不够正统。研读历史能够等同于获得真相吗？

图：《苗蛮图》的每一页意在标注当地各个族群，有时由地方官员记录收集成册

田野访谈

在调查问卷中，你是否用过“你们有没有环境保护的习惯？”这样的问题，来跟当地村民探讨生态知识？有时仔细体会可能会发现，当地人对于生态的理解是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的。他们对气候、水质等变化有时格外敏感，但由于语言、文化甚至意识的不同，无法以我们理解的方式或表述传达出来。如果当地人对你的问题都说“不知道”，是他们真的没有“知识”吗？

社区参与

Neumann在坦桑尼亚多年的工作中发现，为了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当地人长期以来对于土地和资源的“天然联结”往往被忽视甚至切断。人们会想象当地人有传统知识，又觉得这种知识同主流知识站在对立面。

许多搜索页面上，刀耕火种被解释为“云南土著民族在新石器时代残留的耕作方式”，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这种方式更是被认为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遭到大量口诛笔伐直至现在几近消失。而现代生态人类学研究表明，刀耕火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不但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反而能够克服现代农业的弊病，是最适合云南山地自然条件的方式。刀耕火种为什么会消失？这与人口增长、市场化经济、土地制度和森林制度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

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环保工作者教科书般地向各地居民传播“野生动物十分宝贵”、“种植什么样的作物更利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将泛化的评判体系和奖惩手段强加给当地居民。对当地人来说，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强制知识”和额外的负担。我们一直强调社区参与，但到底有多少参与是让社区本身主动、觉得自然、舒服的方式呢?

图：自然保护工作者在为当地居民开展动员培训

参与者的困局——艰难的身份认同

社会机构下的保护工作者

保护机构也会影响保护者的价值观。受到机构体系的影响，自然保护者也会有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比如，许多机构都有冗杂的提案要求，明确的绩效指标（KPI），限定性的资金安排等，这些都会让保护工作者行事方式和风格受到影响：效率不高、过度参与以及虎头蛇尾等问题屡见不鲜。

创造知识多样性的学者

许多生态学家有实证主义的倾向，习惯认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最终的保护方式。与之相对，许多社会科学家更倾向解释主义，对自然和不同的文化都格外谨慎，关注如何察觉和理解存在的差异。基于不同认识论的学者会生产出不同的知识，吸引不同的拥护者和批判者。

两者之间

而文首提到的苏珊•克拉克鼓励的“策略导向”的立足点，则更偏向介于两者之间的后实证主义：“知识来自于人类的构建，人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是主观的。我们只能试图比较这些想法，得出一些试验性的、主体间的、适用于一定语境下的共识”。

图：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区别

来源：《消费者行为学》

图：传统立足点与策略导向立足点在自然资源策略和管理过程中的比较

来源：《策略科学》

总结

“荒野”来自于人类的建构，只有正视自然与文化的复杂互动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在此之间找到合适的立足点，才能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

知识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想法。我们所谓的知识和不同价值，都有其历史文化背景。正是因为人和变化，他们才会存在。知识的表现形式不局限在书本上，很多融于生活中难以提炼成文本的知识也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

“策略导向”的立足点（Standpoint）是帮助自然保护者在面对现实世界无数的“不确定”时仍然能够作出判断、解决问题的方法。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于不同的文化与立场，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如果这些来自人类学角度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够有机会为自然保护工作带来多一点思考问题的角度，就再好不过了。

部分图片由罗钰提供

参考文献：

Cronon, William. 1995.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 In: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69-90.

Kroeber, Alfred and Clyde Kluckhohn.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s.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47(1), viii, 223.

Fairhead, James and Melissa Leach. 1995. False Forest History, Complicit Social Analysis: Rethinking Some West African Environmental Narratives .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6: 1023-1035.

Foucault, Michel.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Neumann, Roderick P. 1998. Imposing Wilderness: Struggles Over Livelihood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往期学习小组笔记

（3）来自刚果盆地的启示

社区保护文献概译

分享会笔记整理：

白珂：北京巧女基金会海外合作高级经理，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政策研究生。曾负责和参与的项目包括印尼海洋、印尼红毛猩猩、澳大利亚候鸟以及中国雪豹保护。